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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有很多纷繁的战争，诸侯国们推崇所谓的霸权主义，从来不把小诸侯国放在眼里。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时代就是“一超多强数弱”的格局，就是总会有个最强之国即霸主，再有几个二流的强国偶尔可以掌握中原事务的话语权，最后就是很多弱小的国家，有的时候成为霸主的附庸，有的时候成为多强国的跟班。可是即便就是这些弱小之国，有的时候也会扮演急先锋的角色。齐国南部地区有个叫莒国的诸侯国，就曾经很多次打败过齐鲁等国，那么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莒国究竟何德何能，居然会有如此本事呢？

诸侯国们潜在的焦虑总是在列国的社交网络中持续不断的发酵，多数时候不可避免的会以战争作为终局。莒国存在于这样的时代，既是其幸，又是其不幸。史书中有““莒虽小国，东夷之雄者也。其为患不减于荆、吴”，这就是说在整个中土大地来看，莒国无法跟晋、齐等国相比，但要把视野缩小到齐鲁大地上来看，能被称为“东夷之雄者”，可见莒国绝非是个容易欺负的角色。东夷部族数以百计，能够在这么多善战部族中脱颖而出，在齐鲁南北夹击中生存数百年，就说明莒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多半有着较为深厚的积累。

史书中有“唐虞以前无考，商姑幕国。此侯国也，殷爵列三等”，也就是说莒国的历史渊源要比周人分封的那些诸侯国要久远得多，甚至本身就是跟起源于岐山的周人本属同时期，甚至更要早于周人。周人要把莒国认定为心腹大患，在其北方部署齐国，在其南方分封鲁国，多半是周人对东夷地区政治力量分析而后的必然选择。齐鲁的军事力量严重遏制莒国的发展，可就算是如此，到春秋而后莒国人依然成为该地区内仅次于齐鲁两国，拥有三十多座城邑的大国。因此莒国不能成为“一超”，但也绝不可能沦为“数弱”，是能列于“多强”之中的。

后世从史书中更多的看到莒国的受难，但是在当时的时代里地处于齐鲁大地上的国君们，对莒国的认知是非常清晰的，很多王公贵储们避难的圣地就是莒国，有名的齐国桓公、鲁国庆父都曾经在莒国滞留。根据考古证据，莒国与周人曾经有过很多战争，这即说明莒人从一开始对周人分封齐鲁之国可能并不是认同的。东夷地区的政治平衡在齐鲁来临而后已经彻底被打破，莒国要改变这种困顿之局便只能选择与周人对战，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就算是后来周人成为天下之中，垄断地方政治，莒国也没有被彻底歼灭，反而与齐鲁两国分庭抗礼。

莒国的周边分布着很多东夷小国和周人封国，这些小国既相互之间有所争端，又共同防备着大国如齐鲁等国的侵扰，但有意思的是这些小国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真正与莒国形成战略同盟关系，反而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常常打来打去，搞到最后分别为齐鲁等国所侵占，如杞、向、邾等国，生存环境可谓是相当险恶。莒国要向北方扩张，就攻打杞国；莒国要向南方扩张，就灭亡向国；莒国要向西方扩张，就与州国、纪国对战，莒国可说是东夷地区保持好战风俗的强国，这也即“患不减于荆、吴”的根源所在，当然这是齐鲁人的看法。

齐桓公流亡莒国的时候，因为是流亡公子，在莒国贵族子弟们的眼中，齐桓公的身份是颇为微妙的，此时的齐桓公还是公子小白，国内有政敌，国外有竞争，到底能不能回归齐国尚且是个未知数。因此莒国人既不可能过于善待，又不可能太过怠慢，其在莒国的生活是充满着各种变数的。后来等到回归齐国成为国君而后，管仲鲍叔牙等臣才会随时提醒齐桓公 “勿忘在莒”，就是让齐桓公不能忘记在莒国的艰难岁月。齐桓公当然不会忘记莒国，忘记的是莒国收留的恩情，反而是发动大军向东方和南方扩张，莒国边境多次受到侵扰。面临齐国的咄咄逼人，莒国人只能放弃向北发展的计划，转而向西方和南方扩张，莒国与鲁国的战争频繁开始发生。

所以后来莒国对齐鲁两国的态度都趋于反抗，后来齐桓公主持的九合诸侯，莒国人都没有参加。但是随着中原战争的日趋激烈，莒国人夹杂于大国之间，逐渐受到更为严重的战争侵扰，究竟是选择成为哪个诸侯国的附庸，成为莒国朝堂的重大政治命题。数年而后的晋文公举行践土之盟，莒国看准时机成为晋国的盟友，即有“恃晋而不事齐”的国策。更大的问题是南北方向，齐国侵占莒国的野心日趋明显，而鲁国侵占邾国的动作也越来越大，齐鲁两国交战数年的格局被这种政治利益所打破，反而是莒国的危机越来越严重。

但是莒国始终没有改变亲附晋国的策略，此后数年之间，晋国复兴而后败齐于“鞍”。 莒国赢得了喘息时间，频繁参加晋国人主持的各种会盟，也受到晋国的很多支持。也就是在这些年间，莒国人似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以大国自居，在晋国人的支持下，派遣大军开始对邻近国家作战，攻灭郐国，攻打鲁国，侵扰齐国，俨然要彻底改变齐鲁大地的政治格局。但是这样的军事策略直接惹怒了齐鲁两国，对于莒国的仇恨情绪成为齐鲁联盟的根本所在。此后数年之间齐鲁两国派遣大军进攻莒国，莒国的边境一破再破，一失再失，最后往往以割地求和。此后的莒国即是衰败，后来全境为齐国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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